诡辩家把异教的毁灭说成可怕而令人惊异的事件，他们如此描述道：大地陷入一片漆黑，世界重归混沌初开和暗无天日的状态。他们用庄严而悲伤的语调，诉说庙宇都成为坟墓，摆设着许多神像的圣殿，被基督教殉教者的骨骸所玷污。

“僧侣（欧纳庇乌斯认为这是一种肮脏的畜生，可以划分在人类的范围之外）是一种新的崇拜仪式的始作俑者，原先那些由人的认识构想出的神明，被最低贱和最可鄙的奴隶所取代。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在明正典刑以后，头颅用盐腌好，他们的身上仍旧留着鞭痕和伤疤，那是行政官员刑囚和惩处的证明。这些头颅和伤痕（欧纳庇乌斯接着说）就是大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创造的神，这些就是殉教者，是我们向上帝祈祷和恳求的最高中间人，他们的坟墓现在已经成为圣地，是人民崇敬的对象。”

我们不必怀有对诡辩家的恶意，他们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他们的惊讶自然可以理解。罗马法律的卑贱牺牲者在这一场变革中，被抬举到帝国保护者的地位，难以形容而又无比崇高。基督徒对忠于信仰的殉教士，这份尊敬是出于感激之情，随着时光的荏苒和胜利的获得，升华为宗教上的崇拜，那些闻名遐迩的圣徒和先知，必然享有殉教士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难150年后，梵蒂冈和通往奥斯蒂亚的大道，就是以宗教英雄人物的坟墓（盖乌斯是罗马长老，生活在泽菲莱努斯时代（202～219A.D.），是这种迷信行为最早的证人。）（也可以称为纪念物）而举世知名。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后的年代里，无论是皇帝、执政官还是军队的将领，都会很虔诚地来到渔夫和帐幕工的墓前致祭。（我感谢能引用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在公元1750年为天主教大赦年写的牧函。）受到人们敬仰的骨骸被安置在耶稣的祭坛之下，帝国都城的主教不断前来供奉非杀生的祭品。东部世界的新都城无法提供古老的纪念物，就向所属行省大力搜刮，因此也显得相当富有。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遗体，在不为人知的坟墓中安眠了近300年之久，才被隆重迁到慷慨的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的使徒教堂去。（杰罗姆为这次圣徒遗体的迁移，找到目击证人，教会历史学家都忽略此事，亚加亚的教士在信函中提到圣安德烈在帕特雷的激情演出，巴罗尼乌斯（1538～1607A.D.，意大利枢机主教）希望能相信此事，蒂尔蒙特受到压力只有否认，但圣安德烈还是成为君士坦丁堡在精神和信仰上的奠基者。）大约又过了50年，同一边的海岸又接纳了既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也是先知的撒母耳。（译注：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师，奉神意旨立扫罗为王，时间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这是“君权神授”之始，参阅《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他的骨灰被装在金瓶里用丝绸包裹，主教排成一列亲手传递。撒母耳的遗物也被欢欣鼓舞的人们非常恭敬地接受，以留给将来新的先知。从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城门口的大道上，排满了连绵不绝的接送队伍。阿尔卡狄乌斯皇帝走在地位最高的教士和元老前面，亲自迎接这一极为不凡的“宾客”，他有权受到君王的顶礼膜拜。（杰罗姆用非常炫耀的态度，叙述撒母耳遗体的迁移，当时的编年史都有记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做出的榜样，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和纪律。圣徒和殉教者的名声经过了一段式微的时期，那时基于世俗的原因只能发出喃喃的抱怨声，（维吉兰提乌斯是当时的新教徒，坚定地反对僧侣、遗物、圣徒和斋戒这些迷信的行为，但是没有发生效用。杰罗姆把他比拟为九头龙、地狱狗和人马怪，认为他是魔鬼的代言人。只要深入研究圣杰罗姆和维吉兰提乌斯的论战，以及圣奥古斯丁对圣圣司提反奇迹的记录，很快就可以大概了解宗教先驱人物的信仰。）但从此以后就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安布罗斯和杰罗姆的时代，一所基督教堂如果没有被贡献部分神圣的遗物，仍然会被认为是有损尊严的行为，这些圣物能够起到稳定和激发虔诚信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