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异教庙宇难逃荒废或绝灭的下场，狄奥多西的法规严格禁止奉献牺牲，异教徒有着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想方设法加以规避。乡村居民的活动一般不会受到恶毒人士的注意，就用欢宴聚会的形式掩饰宗教活动。在重大的节庆祭日，他们成群集结在神圣树林的广阔浓荫下，宰杀牛羊加以烧烤，按照乡村的习俗可以焚香和颂歌，看起来就像敬神一样。而且，大家认为不要把牲口的任何部位焚烧飨神，不设置承接鲜血的祭坛，免除仪式开始前的奉献咸饼和结束时的酹酒，这种节庆的宴会就不会使客人触犯非法献祭的罪名，遭受严厉的惩罚。（利巴尼乌斯用温和而隐约的词句提出辩解的理由，从最早的年代开始，这种饮宴活动为整个国家带来活力和生气，正是酒神的饮宴才会创造出雅典的剧院。）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也不管有无道理，（霍诺留对乡村的饮宴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399A.D.），但过了9年以后，他发现要重申前令，强调要遵守诏书的禁令。）这些遮遮掩掩的活动终于被狄奥多西最后一份诏书一扫而光，给予了异教徒的迷信活动致命的打击。这份禁令运用了绝对明确的措辞，皇帝曰：“吾人衷心期许帝国大小臣工，无论行政官员抑或普通市民，无论职务和地位的高低，禁止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点，用无辜的牺牲向木雕泥塑的偶像献祭。”

杀生祭神的行为和用牺牲的内脏占卜的手法（无论肠卜的目的何在）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叛重罪，非处死不足以劝善惩恶。异教徒迷信中较少血腥和不太可怕的仪式，也被认为有害宗教的真诚和尊严而遭到取缔，特别像是使用光球、花环和乳香，还有酹酒祭神都在禁止之列，就连供奉于人无害的家神，像是家庭守护神之类都被严格地列入禁止范围内。要是使用个人的场地进行渎神和非法的庆祝仪式，罪犯就将遭受没收该产业的处分；如果使用别人的房舍进行渎神活动，就会受到起诉，处以25磅黄金或1000个金币的重罚，而且要立即缴交不得延误。凡是玩忽职守，发现宗教的敌人在秘密进行偶像崇拜，而不予告发或惩处的人员，要处以与此大致相同数量的罚锾。以上是狄奥多西法规的主要宗教迫害手段，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时更是变本加厉，受到基督徒世界的高声歌颂和一致赞扬。

在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的残酷统治下，基督教被当成古代和传统宗教的叛徒而加以禁止，这是对一个暗中活动的危险教派不公正的怀疑。在外部的迫害下，正统基督教会紧密团结在一起，迅速获得胜利。但是同样的出于恐惧和无知的借口却不能适用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他们违反了人性的尊严和福音的教谕。经过了那么多的年代，多神教的弱点和愚昧早已暴露无遗，理性和信仰之光照亮世界，向大多数的人类显现出偶像的虚幻，日薄西山的教派却仍然坚守自己的崇拜对象。他们原本可以在平静和卑微的状况下，继续享有祖先的宗教习俗。

如果异教徒也拥有原创信徒奋不顾身的狂热，那么基督教的胜利必然要血流成河。朱庇特和阿波罗的殉教者可以抓住光荣的机会，把生命和财产奉献在祭坛的前面，但是择善固执的宗教热忱和多神教松弛而散漫的习性互不兼容。正统教派的君主不断对他们施加猛烈的打击。松软而柔顺的物质可以化解所受的暴力，不会产生重大的伤害，异教徒逆来顺受的态度同样可以保护他们，减轻狄奥多西法令对他们的折磨和惩罚。（奥古斯丁知道异教徒的心态，就用侮辱的言辞指责他们是胆小鬼。）他们不再四处宣扬神明的权势高过皇帝，只是哀伤地低声抱怨，接着就停止举行被君主谴责的神圣仪式。他们要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心怀侥幸，而不惜冒险尝试所深爱的迷信活动，只要在事发后表现出知过悔改的谦卑态度，也会瓦解基督徒行政官员要严办的决心。而且，尽管内心可能有几分不满，但他们几乎不会拒绝基督教对他们的束缚，以作为对自己行为不够谨慎的处罚。

教堂充满日益增加的群众，这些毫无价值的改教者，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接受高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他们虔诚模仿教徒的举止神情，随着大众一起诵经祈祷，内心却默念古代的神明，企图使良心得到安慰。（利巴尼乌斯提到像这种偶然的服从，不过是像唱戏那样装出伪君子的姿态而已，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异教徒不仅缺少忍辱负重的精神，而且根本没有奋起反抗的勇气。散布四方的数以万计的教徒，除了对庙宇的毁损表示痛心疾首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接受敌手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完全屈服，毫无争执的余地。叙利亚的农夫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市民揭竿而起，这群乌合之众因反对宗教狂热而掀起的怒潮，被皇帝的威望和权势镇压得噤若寒蝉。西部的异教徒无法提升尤金尼乌斯的名气，反而因为追随者的三心二意，损害到篡夺者的理念和声望。教士同仇敌忾地宣告，他那大逆不道的背教行为更加重了谋叛的罪名。据称他同意修复胜利女神的祭坛，而且使得象征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公然和战无不胜的十字架旗帜在战场对阵。异教徒虚无缥缈的希望很快随着尤金尼乌斯的失败完全破灭，任凭征服者处置。皇帝要全力根除偶像崇拜，不负上天赐给他的恩宠。

一个奴隶国家的主子只要不把暴虐偏执的行为施展到极限，即使经常滥用绝对权力，民众也会随时为他的仁慈而欢呼。狄奥多西有可能向他的异教臣民提出过如下两个选择：要么受洗，要么死亡。然而能言善辩的利巴尼乌斯却赞扬皇帝的宽厚，没有制定实际的法规，迫使所有臣民皈依国君所信奉的宗教，（利巴尼乌斯建议宗教迫害诏书的形式，应该像狄奥多西所制定的，看起来像是开一个很轻浮的玩笑，但实质是一场危险的试验，有些君主也许会采用他的意见。）将信奉基督教定为拥有社会公民权的基本条件。有些教派毫不犹豫接受奥维德的神话，（译注：奥维德在公元7年发表最伟大的作品《变形记》，将古典世界所有的神话体系全部容纳在一起，从创造世界到奉祀恺撒为神，组成一个庞大无比的宗教架构。）坚决否认福音书的神迹，即使如此也没有受到任何磨难。皇宫、学校、军队和元老院，到处都有虔诚的异教徒，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毫无区别地享有帝国在行政和军事上的荣誉；狄奥多西授予叙马库斯执政官的职位，与利巴尼乌斯保持长久的私交，（狄奥多西这样抬举一个人，使利巴尼乌斯感到极为骄傲，皇帝说有人觐见时竟敢向朱庇特发誓，然而这种觐见只有修辞学家一个在场。）并对他们崇高的德性和才华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这两位口若悬河的异教徒辩护士，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改变或者隐瞒宗教观点。异教徒可以保有范围极为广泛的言论和著作自由，欧纳庇乌斯、佐西穆斯（佐西穆斯称自己是财务伯爵和前律师，用偏袒而猥亵的言辞咒骂基督教的君主，甚至对统治者的父亲也不放过。他的作品在私下流传，可以逃过教会历史学家的抨击，直到6世纪末叶的伊法格里乌斯为止，都没有人找他的麻烦。）和柏拉图学院狂热的教师，他们留下历史和哲学的遗著，宣泄出对获胜对手极为强烈的敌意，极力抨击他们的情操和作为。如果这些恶意中伤的诽谤当时就已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赞许基督教君主的善意，他们竟用藐视的微笑对待迷信和绝望的最后斗争。（然而阿非利加的异教徒抱怨，那个时代并不容许他们获得像《上帝之城》所宣示的自由，就是圣奥古斯丁也无法否认这项指控。）

但是，禁止奉献牺牲和祭祀仪式的帝国法规却被严格执行，须知这种宗教是靠习俗而非理论发挥影响力的，随着时间的逝去，它所产生的效果逐渐被根绝。诗人和哲学家献身创作，可以在祈求、沉思和研究中秘密培养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公开举行的祭祀活动，才是人民宗教情操的唯一坚实基础，这要靠着模仿和习惯才能养成。只要打断这种公开的活动，不过几年的工夫，就可以完成重大的民族改革工作。没有祭司、庙宇和经典（西班牙的摩尔人在宗教裁判所的暴虐统治下，秘密保持伊斯兰教信仰达一个世纪之久，特别是用阿拉伯语来诵读《古兰经》。）在旁边加以人为的援助，神学观点就无法在人民脑海中保留长久的记忆。那些无知的世人，其自己的内心仍然随着盲目的希望和畏惧而动荡不安，很快受到地位较高人士的影响，立誓信奉当时居统治阶层的神明。他们当初在精神饥渴状况下被迫接受的教义，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极大的热忱，对新的教义进行支持和传播。帝国法规颁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被吸引到正统基督教会的范围之内。异教的瓦解是如此快速而平静，在狄奥多西逝世28年以后，立法者再也看不到异教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