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克利索斯托出任都城大主教的作为(398~403 A.D.)

生性怠惰的涅克塔里乌斯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继承人,在他过世以后,相互争夺的候选人毫无羞耻之心,用金钱收买人民或用谀言取悦佞幸,整个选举活动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优特罗皮乌斯这一次像是背离了他平素行事的原则,保持公正的判断,任用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完全是因为这位人士有高尚的品德。他曾到东部旅行,在安条克听到克利索斯托的讲道,对其极为钦佩。这位教会的长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士,被人称为“名嘴”而望重一时。(苏格拉底的作品第六卷、索佐曼的作品第八卷和狄奥多里特的作品第五卷,对约翰·克利索斯托的平生提供翔实可信的材料。除了这几位众所周知的历史学家,我还引用四种主要的圣徒传记:(1)《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辩护录》这本书非常感人,作者的立场公正,用对话的形式写成,以献给海伦波里斯主教帕拉狄乌斯的名义出版,主教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教友,对此事非常热心,这本书也刊入克利索斯托的一些作品;(2)禀性温和的伊拉斯谟斯(1466~1530A.D.,人道主义者)为克利索斯托写了一本传记,他的叙述生动活泼而且充满善意,表现出行文的独特风格,但是本着教会古物学家的习性,对于重要的事项忽略不提,这是无法避免的缺失;(3)博学的蒂尔蒙特以无比的耐心和宗教的观念编纂圣徒的传记,仔细研究克利索斯托卷册浩瀚的作品;(4)蒙福孔神父是个工作勤奋的编纂家,曾经阅读有关的书籍,发现若干新的讲道稿,作为参考写出克利索斯托的传记。)叙利亚总督接受一道密令,由于担心民众舍不得让心仪的导师离开,所以派出一辆驿车,将他秘密而又迅速地从安条克载到君士坦丁堡。宫廷、教士和人民都毫无异议也不加干涉,一致同意大臣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圣徒还是演说家,这位新任大主教(公元398年2月26日)都使公众感到喜出望外,大为倾心。九九藏书网

克利索斯托生于叙利亚首府一个富裕的贵族世家,从小受到慈爱母亲细心的照料,延请名师在家中施教。他曾在利巴尼乌斯的学院研习修辞学,举世闻名的诡辩家很快发觉了门徒的天分,后来很坦率地提到,要不是他被基督徒偷偷运走,能够接自己衣钵的非他莫属。他的信仰非常虔诚,很快接受神圣的洗礼,抛弃能够飞黄腾达为他带来富贵的法律职务,在附近的沙漠里埋名隐姓,克制肉体的欲望,过着长达6年之久的苦修生活,最后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只能回到人类社会,在梅勒提乌斯的安排下,将才智用于教会的服务工作。但是无论在自己家中或者后来担任大主教的职务,克利索斯托都坚持要实践修道士的美德。他的前任拿丰盛的年俸,维持阔绰的排场和奢华的生活,他则全部将之用来创办医院。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民众,为了聆听大主教滔滔不绝富于启发的讲道,可以放弃剧院和赛车场的娱乐。他充满雄辩之美的演说都被记录了下来,将近20年来,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广受推崇,一直都被小心保存着,主要是1000多篇布道和训勉的讲辞,使得后世的学者专家(我对于克利索斯托数量庞大的讲道辞几乎没有接触,两位教会学者伊拉斯谟和迪潘(1657~1719A.D.,法国神学家)写出内容丰富立场持平的著作,使我深获信心,然而前者良好的鉴赏力会因过分喜爱古物而产生偏失,而后者有时顾虑太多就会迁怒于人。)能够欣赏到克利索斯托的真才实学。他们一致公认,这位基督教的演说家能够灵活运用高雅而优美的语言,不仅随心所欲收放自如,还能利用他在哲学和修辞方面所有的优势。他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例证、譬喻、概念和想象,对最普通的主题加以反复论证和说明,通晓人性,迫使欲望屈从于德行,用戏剧表演一般的真实手法,揭发罪恶行为的愚蠢和可耻。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辛勤的济世救人工作,激怒了两类反对他的仇敌。其中一类人是深具野心的教士,他们嫉妒他的成功;另一类人就是冥顽不灵的罪人,他们痛恨他的谴责。这些人逐渐联合起来,非要把他扳倒不可。克利索斯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坛上,发出雷霆之声指责基督徒的堕落,但这是向所有听众投出的难以忍受的利箭,并没有伤害和对准任何特定的人士。当他提到财富会带来特有的罪恶时,穷人可以从抨击声中获得片刻的安慰,而数量庞大的罪人谁也不会显得突出,还有人因这种谴责感到身价提高而沾沾自喜。但是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越是接近顶点便越会收缩到特定的对象,像是高层官员、大臣、受宠的宦官以及宫廷的妇女(君士坦丁堡的妇女分为两派,有的仇视克利索斯托,但更多人对克利索斯托忠心耿耿。三位出身高贵而富有的寡妇马莎、卡斯特里西娅和优格拉菲娅是赞成迫害的主要人物。这位讲道人当众指责她们华丽的穿着、年龄和丑陋的面容,使她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更因而怀恨在心。但奥林匹娅斯因宗教的狂热展现虔诚的行为,因而获得圣徒的称号。),特别是皇后优多克西娅,在少数罪犯中自然犯有多数的罪行。听众要是感到心虚或是自觉有罪,难免会认为这些谴责是别有企图。

勇敢的布道者揭露公众厌恶的罪行和罪犯,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宫廷在私下对其表露出憎恨之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僧侣也心生不满。他们在大主教狂热宗教激情的感召下,非常仓促进行各项改革。他在讲坛上指责君士坦丁堡教士阶层,那些负责内部事务的妇女打着仆从或修女的名义,不断爆出各种罪恶和丑闻。沉寂而孤独的苦修士自绝于世界之外,受到克利索斯托热烈的赞颂。但是成群结队堕落的僧侣出于享乐和图利的不良动机,经常在首都的街头四处活动。他认为这些人辱没圣职,不仅对其表示蔑视,而且大加攻击。大主教除了大力劝说以外,只能用自己的权势恫声威胁。他在运用教会法规时,不仅热心有余,难免因个人的私心而产生包庇行为,且行事有时欠谨慎。

克利索斯托性格暴躁,(索佐曼还有苏格拉底,认为克利索斯托真正的个性是克己复礼、温文儒雅,做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要是他们真这样想,那对盲从冲动的导师是一种冒犯。这两位历史学家生在下一个世代,此时暴力活动已经缓和下来,再加上他们交谈的对象是与这位圣徒虽然熟悉但并不完全了解的人,所得印象与事实就难免大相径庭。)虽尽量按照福音的教诲去爱自己的敌人,但还是纵容特权分子去憎恨上帝和教会的仇敌,很多时候将感情不加控制地流露在脸上。他出于健康和禁食之故,一直保持独自用餐的习惯,这种被敌人指责为不够友善和态度傲慢的习惯(帕拉狄乌斯就这方面为大主教做出义正词严的辩护:(1)他从不饮酒;(2)他的肠胃不好,需要特殊的饮食;(3)事务繁重、读书研究和虔诚祈祷,经常使他戒食到日落;(4)他厌恶盛大宴会上喧嚣的谈话和轻佻的举止;(5)他要节省金钱拿来接济贫苦大众;(6)在君士坦丁堡这样大的都城,邀请客人难免产生疏忽,他顾虑会引起忌恨和指责。)使得他那不合群的坏脾气更严重化了。唯有亲切的交谈才能便于了解和处理事务,他却保持独来独往的风格不愿与人沟通,但又毫无戒心地信任辅祭塞拉皮昂。他对人性有深刻体认,却很少应用在下属和同侪身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始终认定自己有纯正的动机和超凡的天赋,要扩展帝国都城的审理权,增加教区服务工作的范围,结果被教外人士指为是野心勃勃的扩权行为,自己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有次巡视亚细亚所属各行省,罢黜了吕底亚和弗里吉亚13个主教的职位,且毫不掩饰地宣称,出售圣职和放纵教规的严重腐化现象已使整个教会阶层受到有害的影响。(克利索斯托很坦率地宣称,大多数主教都会得救,但担心少数会遭到报应。)要是这些主教清白无辜,轻率而不实的谴责就会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满;如果他们确实有罪,为数众多的同谋发现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得让大主教毁灭,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将他描述为东部教会的暴君。